✪ 张艳荣、杨微、李志平

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导读】79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近日来华的731部队“少年队”原队员清水英男，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指认谢罪的举动，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

1945年，清水英男作为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在哈尔滨待了4个多月，日本战败后便返回日本。在哈尔滨的经历让清水英男背负着一生的沉重记忆。他曾说：“即使到了现在，我也时常会梦到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母子，也会梦到我身处在731部队的设施里。我真的不想向家人谈论自己在那里看到和经历的一切，特别是对孙辈们。”2016年起，清水英男公布自己曾是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的身份，此后一直致力于揭露731部队的罪行。94岁高龄的清水英男在赴华前说：“虽然有日本社会舆论反对，我身体也不大好，但即便如此，我也想抛开一切顾虑，就想去中国……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返回中国。与其担心到中国后中国人会对我怎么样，我倒觉得那些日本政界人士恐怕巴不得我死吧。”

日军侵华期间，曾使用人类活体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主导了东京审判，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通过麦克阿瑟牵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阴谋交易，以免除战争罪为条件获得了大量731部队细菌战与人体试验的研究资料，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本文对美日之间关于细菌战研究资料的交易过程作了细致整理，特此编发。

攫取与交易：

美军对日本731部队的调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9日~1948年11月12日，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进行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早在1925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然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首的绝大多数日本731部队成员为逃避战争审判逃回日本，甚至不惜以假死等形式竭力掩盖其在731部队的经历。东京审判前，美军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秘密接触并对日本731部队进行调查，对20多名731部队成员进行问讯并达成秘密交易，以免除战争罪为条件获得了731部队大量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日本731部队细菌战调查的系列报告，这些报告被作为机密资料收藏。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档案馆对这批资料分批次、有选择地进行了解密，本研究就是基于以上解密报告。

▍美军调查报告

（一）《莫瑞·桑德斯报告》

1945年8月下旬，美国德特里克堡（美国生物武器研究发展中心，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微生物学家莫瑞·桑德斯（Murray Sanders）受命赴日本调查细菌战，调查持续了2个月（9月~10月）。在日本，他接触了下野的陆军大臣下村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军医大佐增田知贞、军医学博士内藤良一等731部队成员，在东京还问询了包括731部队、陆军军医学校、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医务局等有关人员。桑德斯于1945年11月1日完成调查报告，呈送美国陆军太平洋总司令部。报告分三部分：报告之一为“日本科技情报调查报告第五卷：细菌战”，报告对731部队的研究范围、指挥系统和职责、人员构成、组织机构、整体规模，以及对疫苗和血清年生产能力等都进行了详细记录，绘制了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略图和5张细菌炸弹图纸；报告之二为“细菌战”，是对陆军军医学校、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医务局等有关人员的访谈记录，包括井上隆朝、金子顺一、内藤良一、增田知贞、新妻泻一等，内容涉及研究动机、研究范围（疟疾、结核、伤寒、霍乱、鼠疫、天花、破伤风等的免疫研究，青霉素培养以及相关防御研究和平房研究所情况）；报告之三为“日本生物战的补充信息”，包括桑德斯对若松只一、梅津美治郎、下村定等的访谈实录。报告之一所附的一份会议备忘录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美军高层对调查活动的态度：“尽管丹·莫兰（Dean Moreland）对莫瑞·桑德斯上校关于日本细菌战研究所做调查非常熟悉，但他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当化学战部主任威特（Alden Waitt）将军问是否应该做进一步的细菌战调查活动时，丹·莫兰认为除非有机会参观满洲的哈尔滨血清研究所，否则就应该获取相对较多一点的重要信息。”

《莫瑞·桑德斯报告》首页

（二）《阿尔沃·T·汤普森报告》

1946年4月~5月，美军从德特里克堡派遣阿尔沃·汤普森（Arles Thompson）中校去日本调查。汤姆森赴东京后对石井四郎及25名亲信进行询问，得到《哈尔滨地区草图》《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组织结构一览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职责概况》《平房研究所工作概述》等信息。1946年5月31日，汤普森完成了《关于日本生物战研究的报告》，现简称《阿尔沃·T·汤普森报告》。报告主要是根据石井四郎供述整理。相对于《莫瑞·桑德斯报告》，此报告关于细菌战研究的内容更加充实，观点进一步明晰，主要表现是从石井四郎处获得了更多关于细菌战研究的情况。此次石井四郎提供的细菌战研究内容包括：细菌、病毒疫苗研究和血清学研究，以及高磺胺、青霉素等的治疗研究。此外，石井四郎还供述了其详细的从军履历、教育背景、出国考察细菌战等情况，提交了对21种细菌战剂、4种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报告以及10张细菌炸弹图纸。此次调查结论认为，“日本人试图将细菌战方面的活动减少到最小范围，尤其是针对攻击性方面的研发所做出的努力”，“即使拥有一种可使用的细菌战武器，日本也不太可能使用，因为害怕遭到化学武器报复”，“根据目前所知，日本并没有得到关于美国细菌战方面的信息”。同时，报告也认为这种结论的得出与石井四郎在问讯中有意引导其关注防御性研究有关。报告的这种不完全肯定性结论为以后的继续调查留下了伏笔，美军一方面对信息可靠性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时又心存疑惑。

《阿尔沃·Ｔ·汤普森报告》封面

（三）《诺伯特·费尔报告》

1947年4月，德特里克堡植物实验部诺伯特·费尔（Norbert Fell）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调查。这次调查启动源于1947年2月来自远东司令部情报部消息。该消息称日本细菌战组织许多前成员寄给远东军司令部总司令的大量匿名信中提到在哈尔滨平房进行的各种人体试验。费尔在日本进行了2个月的调查，与石井四郎、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和内藤良一等19位细菌战研究人员进行了会谈，得到石井四郎等提供的有关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进行细菌战的资料。这次调查比前两次调查取得了更加深入和丰富的调查结果，主要有:（1）参与细菌战研究的19人用近1个月时间撰写了60页关于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包括对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弹实验、喷洒实验、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2）由石井四郎撰写1篇关于整个细菌战项目的论文，该论文包括他在细菌战武器应用方面的战略、战术观点，在各种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武器应用，以及他有关生物战理论的完整论述，论文是对他细菌战领域20年经验的概述；（3）调查获悉，有从200多例因感染不同细菌战剂而致病的患者身上获取的约8 000个病理切片，这些切片曾被隐藏在寺庙或日本南部山上，曾经执行操作或指导全部操作流程的病理学家正在给这些切片拍摄显微照片并提交关于这些切片、实验室实验计划和病史的完整的英文报告，报告将于8月底完成；（4）获得600页的印刷文章，内容涉及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所导致的鼠疫的全部领域；另有1本约100页的小册子记述了细菌战或化学战的某一阶段。两份文件都是日文，没有翻译。根据这些资料，费尔在1947年6月20日完成了调查总结报告《日本细菌战活动最新资料概要》，现简称《诺伯特·费尔报告》。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报告正文，经德特里克堡呈送化学战部，正文报告了这次调查的概况和获得的信息，包括日本人撰写的60页细菌战情况报告的全部内容，即炭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疽进行人体试验和野外实验所取得的数据，以及日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鼠疫和炭疽是有效战剂。在这一部分中，有一段话应引起特别关注，“关于人体试验的资料，当我把它同我们盟军所拥有的有关动物的资料联系在一起时，会证明其无比珍贵的价值”，“关于病理学的研究和其他有关人类疾病的信息，可帮助我们在尝试研制真正有效的炭疽、鼠疫和鼻疽等疫苗中提供实质的帮助。既然日本人全部承认了他们的细菌战研究，我们就有可能在他们从事化学战、杀伤性射线和海军研究的实际工作中获得有用的资料”。这段话暴露出随着调查不断深入，美国人的心理变化以及随后可能导致的调查动机的变化，而且随后就体现在第二部分的补充报告中。第二部分是费尔于1947年6月24日向德特里克堡方面和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提交的补充报告，报告对上述病理切片、显微镜下照片及印刷材料提交情况进行了说明，报告最后部分提出“此次调查的全部信息均保留在情报渠道中”，“不得用于战争罪起诉”。

《诺伯特·费尔报告》首页

（四）《托马斯·B·英格利斯报告》

该报告是1947年8月5日由美国海军情报部技术情报中心根据细菌战调查所得资料编辑整理而成，由美国海军情报部主任、海军少将托马斯·英格里斯（Thomas Inglis）撰写，主题为《关于日本细菌战的调查报告》，呈送海军部，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对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启动原因进行概述，即石井四郎在未获得天皇批准的情况下由其个人主张并组建的细菌战组织；二是对平房研究所及其研究情况进行概要说明，包括防御性研究和进攻性研究，内容同前几次报告；三是关于人体试验的信息，以及对《诺伯特·费尔报告》中提到的60页报告的全面转述；四是对日本细菌战计划的评价，认为“尚不明确日本进攻性细菌战计划背后的目的”，认为“日本人的兴趣主要在于指导军队的攻击”，“如果停止对日本的监视，日本将在5年内准备细菌战行动”；五是日本细菌战人物，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北条圆了等简要说明。同时在附件呈送远东总司令部的电文中还提出为全面分析增田知贞《细菌战汇编》报告，要对安达试验场情况进一步调查的请求。随报告呈送的附件还有美国、英国、前苏联、德国、法国、波兰、日本、意大利、瑞典、瑞士、比利时、荷兰、挪威、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细菌战方面资料。从这个报告看，美军可以认定日本人进行了进攻性细菌战武器的研究。同前几个报告相比，这个报告只是一次总结整理，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感情色彩和动机问题。

《托马斯·Ｂ·英格利斯报告》首页

（五）《埃德温·V·希尔报告》

1947年10月29日~11月25日，美国德特里克堡基础科学部主任、细菌学家埃德温·希尔（Edwin Hill）与约瑟夫·维克多（Joseph Victor）接替费尔继续调查日本细菌战，目的是对以上调查进行补充，对731部队提交的各项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验证。调查期间，希尔和维克多对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22名731部队成员进行问讯，根据问讯记录撰写了《细菌战调查总结报告》即《埃德温·希尔与约瑟夫·维克多报告》，现简称《埃德温·V·希尔报告》。报告详细记载了调查目的、方法以及获得的新情报，希尔于1947年12月将报告提交给美国化学战部长官奥尔登·维特（Alden Waitt）。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报告正文，包括此次调查目的、方法与调查结果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高桥正彦、太田澄、石井四郎、早川清、山内雄二郎、津山义文、增田知贞、田部井和、小岛三郎、细谷省吾、上田胜政、宣旨内野、冈本耕造、八木泽行正、石川太刀雄丸、笠元四郎、北野政次、石光熏、有田昌义、滨田丰博、作山元治和二木秀夫22名前731部队成员的问讯记录及他们提交的研究报告，共涉及731部队研制的25种细菌战剂的人体试验数据及研究结果，相比之前报告，这部分内容非常详实。在第一部分关于调查目的的说明中，除了是要获取必要的补充情报以对此前日方提交的各项报告进行证实之外，还要对前次调查中731部队转移到日本的人体病理标本进行调查并获取相关说明资料，调查结果部分相应对这些病理标本的来源进行了说明，即“在金泽市收到的病理学资料是根据石川太刀丸雄于1943年从哈尔滨带回的500份人体病例整理而成。其中，400份有充足的材料可进行研究”。报告正文结尾部分有一段特别的文字同样表达出调查者在此次调查后的心理感受：“该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完善了之前这个领域的面貌。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有关人类对这些疾病易感性的信息，是通过用特定剂量细菌感染人而获得。由于进行这种人体试验会受到良心谴责，所以在我们实验室里无法获得此类信息。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美元，但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埃德温·Ｖ·希尔报告》首页

▍日本731部队的研究报告

美国解密的731部队档案文件中，有3个特别的实验报告书: 《“A”报告》《“G”报告》和《“Q”报告》，这3个报告即《诺伯特·费尔报告》中提到的计划于1947年8月底完成的那些报告，是前731部队成员同美军进行秘密交易的核心资料的一部分，也是能够证明731部队进行细菌感染人体试验的直接证据。报告最初保存在德特里克堡，后被转移到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场研究中心，1978年被解禁，现报告原件存放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另有副本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Ⅱ馆。3个报告封面上都有“达格威试验场技术图书馆”字样，时间是1960年5月6日，报告均没有作者姓名标识。日本学者莇昭三据《诺伯特·费尔报告》和《埃德温·V·希尔报告》记载推断，《“A”报告》和《“G”报告》是由日本731部队病理班班长石川太刀雄丸撰写，而常石敬一则认为以上3个报告均为其一人整理。《“A”报告》是关于炭疽研究的报告，《“G”报告》是关于鼻疽研究的报告，《“Q”报告》是关于鼠疫研究的报告。3个报告都没有对所使用的病理标本进行说明，根据《埃德温·V·希尔报告》，应为石川太刀雄丸于1943年从哈尔滨带回到日本金泽大学、取自约500人体病例中适于研究的400例标本。另据《“Q”报告》上文本信息“以日文起草的报告于1948年7月提交给美国陆军”推测，其他2个报告大概也是此种情况，最初的文稿并非为《诺伯特·费尔报告》计划提到的“完整的英文报告”，现在看到的解密英文版《“A”报告》《“G”报告》和《“Q”报告》应是翻译后文稿。

▍几个报告的关系

《莫瑞·桑德斯报告》《阿尔沃·T·汤普森报告》《诺伯特·费尔报告》和《埃德温·V·希尔报告》是美军对日本细菌战情况进行系列调查后形成的系列调查报告，《托马斯·B·英格里斯报告》是根据细菌战调查所得资料编辑整理的总结性报告。以上几个报告逐渐描绘出随着美军调查不断深入、日本人从开始承认进行细菌战研究并不断提供更多研究资料的过程，《“A”报告》《“G”报告》和《“Q”报告》即是日本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研究的最直接证据，是对人体感染炭疽、鼠疫和鼻疽之后病理改变的真实记载，也是美军调查、与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交易所收获的果实。

医学科学是关于人体的科学，近代以来以实验为基础的医学各学科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验研究，但这种实验研究基本都是动物模拟实验，从没有人在如此极限程度上对人体进行研究。基于此种情况可以看出：一方面，《“A”报告》《“G”报告》和《“Q”报告》的科学价值史无前例；另一方面，《莫瑞·桑德斯报告》《阿尔沃·T·汤普森报告》《诺伯特·费尔报告》和《埃德温·V·希尔报告》形成时间和内容所反映出的美军调查动机的演变乃至这场交易逐渐形成的过程，即随着美军调查深入和对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研究状况的逐步了解，其调查动机从开始时候对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研究目的是进攻性研究还是防御性研究的关注逐渐转化为以攫取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为目标的过程。面对如此珍贵的研究成果，战争犯罪还是人体试验研究科学价值孰重孰轻、对哪一种选择更符合国家利益的衡量最终导致了这场隐蔽交易。

▍结语

战争烟云虽已散去，但战争创伤和留给人类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没有包括对以上参与细菌战与人体试验研究战争犯罪的审判，其原因通过对以上系列报告的解读可以探知。在利益面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是选择了利益而抹杀了人性。审判者选择独享果实，犯罪者选择了交易，中国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没有人为这种泯灭人性进行研究的犯罪行为负责，战争审判的意义因此而大打折扣。